作者：埃伦·温纳 选自《艺术与心理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提琴家马友友一直在倡导学校加大艺术教育力度。
有人最近引用了他说过的一句话：“艺术具有慰藉、塑造、愉悦和疗愈的作用，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东西。”艺术具有疗愈作用，这是一种古老的观点。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观看舞台上演出的悲剧具有“净化效应”：悲剧能在观众中唤起同情和恐惧，而这些情感会在剧终时得到释放，让观众觉得受到了净化，得到了安慰。
弗洛伊德相信，参与艺术（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观众）是应对无意识的本能式欲望的一种方式，而人们无法有意识地面对或满足这些欲望。他把这一理论用在了达·芬奇身上。弗洛伊德注意到，达·芬奇是一个私生子，与母亲度过了自己的早年生活，但后来他与他的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弗洛伊德认为，达·芬奇必定有着强烈的俄狄浦斯式的恋母情结。这一未被满足的欲望在他后来的画作中以无意识的方式被满足了。
比如，在其画作《圣母子与圣安妮》中，还是一个孩子的耶稣得到了两个年轻妇人的悉心照顾，而这在弗洛伊德看来，作者无意识地表现了他的母亲和继母。达·芬奇将自己被压抑的对母亲的禁忌性欲转变成一种受到社会认可的艺术创作力。这种崇高性（弗洛伊德相信在所有艺术品中都能看到这一点）导致由未被满足的欲望造成的压力得到了释放。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概念类似，崇高性也提供了慰藉。
相信艺术具有净化效应，这一信念已经引发了艺术治疗实践，在这种实践中，艺术创作不仅被视为一种诊断工具，还被视为一种改善情绪和身体机能的方式。艺术治疗被认为是一种表征方法，能够化解相互冲突的感受，使欲望得以升华。
在此，我首先会探讨艺术创作能够释放压力的生理学证据，然后我会回顾孩子参与绘画的相关研究，考察这种行为是如何帮助孩子进行情绪管理的。
压力的增加体现为皮质醇水平的上升。人们已经注意到，当成年人在演奏钢琴、玩黏土、练习书法以及在治疗过程中聆听音乐时，皮质醇水平和焦虑感都会降低。我们能在幼儿身上发现同样的效应吗？发展心理学家埃莉诺·布朗发现，生活在贫穷压力下的孩子如果参与艺术项目，可以降低其皮质醇水平。她的研究对象是在一所幼儿园中学习、来自低收入家庭的3岁到5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每天接受由艺术老师提供的时长为45分钟的艺术教育，包括音乐、舞蹈和视觉艺术。在一年内的某几个时间点，布朗会在孩子们上艺术课前后以及上其他课前后测试他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
实验设计得非常巧妙，每个艺术班的学生的皮质醇水平都能与每天同一时间上其他课的学生的皮质醇水平进行比较（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皮质醇水平是不同的）。在年中和年末，上完艺术课的学生的皮质醇水平比上完其他课的学生的皮质醇水平更低，但在年初，两者的皮质醇水平没有差异。我们再次看到了艺术会以某种方式导致压力的释放。
一项小型研究考察了创作视觉艺术对脑电反应的影响，其结论提供了支持证据：对于艺术家和非艺术家，创作油画20分钟能够提升某种脑电反应，而这种反应模式与大脑皮质更低的唤醒水平、放松身心和自我调节有关。
绘画能改善孩子和成人的情绪
詹妮弗·德雷克，我实验室的一位前博士生，也发现了与这些研究成果相一致的某种东西。她通过反复研究表明，绘画这一简单行为能改善孩子的情绪。
艺术治疗师可能会说，他们早就知道这一结论了，但他们只有案例研究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结论。艺术治疗师可能还会说，艺术创作能改善情绪的原因在于，它让人们得以表达情绪，从而走出创伤。但德雷克的研究发现了某种不同的东西。事实上，当孩子们用绘画来表达他们的消极感受时，绘画对情绪的改善作用更小，而当他们用艺术创作来逃避时——让自己远离消极感受，进入虚构的、更积极的世界，绘画对情绪的改善作用更大。
德雷克是怎么证明这一结论的呢？她将孩子和成人带到实验室，引导他们产生消极情绪：要么让他们看伤感的电影片段，要么让他们回想发生在他们身上令人极为失望的事情。在消极情绪被引导出来之前和之后，受试者的情绪会得到评估：通过指认表现不同情绪（从看上去十分开心到看上去十分悲伤）的肖像画，孩子们可以表明自己当前的情绪状态；成人则被要求通过“正负性情绪量表”来对自己的情绪打分。
情绪评估结束后，受试者开始绘画。有些受试者被要求画出与他们的感受或者与伤感电影有关的内容，我们把这种创作称为“宣泄情景”或“表达情景”。其他受试者被要求画出房屋之类的中性物体，我们把这种创作称为“分心情景”，因为专注在中性事物上应该能将孩子的注意力从消极想法上转移开来。几分钟后，孩子们再次接受情绪评估。关键问题就在于，绘画结束后，孩子们的情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艺术创作能通过允许我们宣泄或表达（这会导致净化效应）来改善情绪，那么，相比那些被要求画出中性物体以便摆脱悲伤记忆或者摆脱对电影伤感反应的孩子，那些被要求画出他们感受的孩子的情绪改善应该更为显著。
然而，研究结论并非如此。不管对于孩子而言还是对于成人而言，在分心情景下的受试者，其情绪改善程度都要大于在宣泄情景下的受试者。需要强调的是，宣泄情景并没有恶化情绪；两种情景都能改善情绪，只不过在分心情景下，情绪改善程度更大。德雷克还证明，对于创造性写作而言，分心情景带来的情绪改善程度也要大于宣泄情景。
另一组研究人员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艺术创作有助于缓和愤怒情绪。这些发现共同表明，对于非艺术家而言，相比用艺术去探究消极感受，将艺术作为摆脱现实生活问题的一种方式，更有助于改善情绪。
参与艺术活动对于孩子的情绪是有价值的：压力会降低，消极影响会减少，与同伴相处的能力会提高。相比于被用作表达一个人消极情感的方式，当绘画被用作一种分心的方式时，其对情绪的积极效应更为显著。进入想象世界的机会（因此能让人逃避现实，哪怕是短暂的逃避），似乎在情绪改善方面能发挥极大的作用，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分心似乎名声不佳，但我们在这里看到，分心是能带来益处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的孩子拥有更美妙的感受，并且我们已经知道，学校里的艺术体验既能缓解压力，又能增强积极情感。此处所探讨的研究成果让我相信，正是因为分心产生的作用，这些效应才会发生。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成人对涂色图书的追捧，据说这类图书能缓解成人的压力。艺术家保罗·克利说过一句名言：“这个世界变得愈发恐怖，艺术就会变得愈发抽象。”据说舞蹈家特怀拉·萨普曾说过：“艺术是唯一一种不用离家出走就能逃避现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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